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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二):国际、国内首部《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报告》发布会专访


戴浩院士主持发布会暨论坛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主办的“《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报告》发布会暨第二届智能指挥与控制论坛”,于2016年7月6日上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召开。发布会由《2014—2015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理事长戴浩主持。报告编写组副组长、南京大学周献中教授介绍了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报告有关情况。《2014-2015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编写专家组成员,指挥与控制领域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记者等200多嘉宾参加了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发布会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周献中教授介绍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报告有关情况

   
      在发布会媒体提问环节,报告编写组组长、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秘书长秦继荣研究员,报告编写组编写专家南京电讯技术研究所姚富强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罗雪山教授、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贺筱媛教授、南京电子工程研究所信息系统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易侃高工、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陈涛副研究员等,针对北京晚报、环球时报、北京日报、中国新闻社、经济日报、人民网等新闻媒体所提的问题,分别进行了精辟的解答。
      《北京晚报》记者:现代火控的特点是什么?与传统火控有什么区别?
      秦继荣研究员:火力控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从人类有战争以来,特别是热兵器出现在战争中,就随之产生了火力控制问题。
      通俗点说,火力控制就是解决打中打不中的问题。从最初的目标坐标测定到弹道解算、预测目标跟弹丸的相遇点,从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目标运动参数估计到武器发射控制,就是火力控制的全过程。完成这些功能的设备形成的有机整体,就是火力控制系统。实现火力控制系统功能所需的技术,就是火力控制技术。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火控系统的构成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实际来看,就是技术改变了战争形态,技术改变了火控系统的功能和性能,因此,火力控制系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的火力控制系统正由模拟向数字体系发展、由单目标打击向多目标打击方向发展、由单平台控制向多平台或跨平台的网络化联合火力控制方向发展。
    现代的火控系统,首先具有网络特征、跨平台特征。士兵入网、平台入网、系统入网,就是要解决跨地域、跨平台的火力控制问题。对同一地区的某个目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实施火力打击,多发同落,饱和攻击。其次具有智能化特征。发现即摧毁,整个过程是连贯的、实时的,减少人的干预,全程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第三是有人和无人系统相结合的人-机协同火力控制。可以说,火力指挥与控制一体化是未来火控系统发展的必然方向,火力指挥与控制密不可分。总之,火力指挥与控制的智能化、无人化、网络化,是未来火力控制系统发展、创新的必然之路。

 
秦继荣研究员回答《北京晚报》记者提问 


      主持人戴浩院士:秦继荣研究员刚才讲的现代火力控制,跟整个指挥与控制系统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就是网络化、智能化和无人化。传统的指挥与控制是基于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新型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包括火力控制系统,还要基于智能控制理论。我们现在强调指挥网、传感网、火力网要三网融合。但过去的火力武器互相之间是不成网的。不同火力武器的协同,要通过与上级指挥所的交互才能实现,现在强调,火力本身、武器平台本身要组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四网一体”体系中,有一个网就是武器控制网。
      火力指挥与控制是指挥与控制理论、技术在火力打击领域研究中一个很重要分支。特别是现代火力控制系统,其指挥与控制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火力指挥与控制如何一体化、怎么实现无缝铰链,是指挥与控制学科的一个热点问题。数据链是火力指挥与控制一体化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手段。
 
      《环球时报》记者:请在座的专家从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角度,介绍一下体系结构技术目前的研究现状是什么?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如何切实地将体系结构技术应用于我军信息系统建设研制工作中?
      易侃高工:体系结构技术的现状,主要有两点。第一,我军体系结构技术从过去以跟随外军为主,到现在面向我军系统和实际需求进行总体设计和技术创新。例如,我们将体系结构分为综合级和项目级,以支持不同层级的人员理解体系结构的设计结果。此外,我们提出了装备体系结构产品,以支持我军装备部门理解体系结构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在实际研究上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例如,在体系结构的基础数据方面,还未形成数据统一建模和使用的标准规范与方法。在体系结构开发工具方面,设计人员如何更好地、更方便地使用开发工具,以支持体系结构产品的设计开发还存在困难。
      从发展趋势看,目前体系结构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就美军来说,体系结构的应用从原先单纯的作战信息系统的设计,扩展到国防部整个业务系统的运行管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未来在体系领域,包括社会技术系统,体系结构将获得更广泛的应用。特别是美军提出要把人在系统中的作用体现到体系结构中,提出了人因的新概念以及相关产品。这些都说明体系结构的涉及范围不断增大,考虑的因素也日益增多。因此,未来体系的设计也将越来越复杂。
      关于体系结构技术的应用,主要有两点。第一,体系结构要强制用。目前体系结构的设计还是依据设计人员的经验,但在实际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人员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的体系结构方法,设计出来的产品是不同的。因此,应该通过一些标准以及强制的制度,来规范体系结构设计的过程与结果。第二,体系结构要方便用。目前很多设计人员不愿意使用体系结构,主要原因是工具的自动化程度、智能化程度还不够。因此,体系结构工具的开发应当仿照工业部门,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数据模型,使得体系结构工具更加简单易用,以推动体系结构技术的发展。

 
易侃高工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 

 
      主持人戴浩院士:刚才记者问了体系结构的问题,业外人士不太好理解这个概念。体系结构的英文叫做Architecture,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建筑部门。大家都知道,过去建筑部门要建一栋房子,要建一座宫殿,先要“放大样”,搭个模型试一试,让大家品头论足。同样,我们建造一个系统,先要进行方案设计,它有什么缺点,有什么改进意见,请使用者、管理者、投资方的有关人士都来品头论足一下,这就叫做体系结构,又称为“架构”或“构架”,这是我对体系结构的理解。
      体系结构技术是辅助设计的手段和方法。现在我们强调顶层设计、总体设计。那么在工程开始建设之前,先把样子做出来,关心工程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这个工程。所以体系结构就是要让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从不同的维度来看这个系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体系结构技术不仅仅是我们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设计方法,它还在其他的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过去我们的总体设计师,只凭一支笔、一张纸、一个脑袋,写出一个本本,称为总体方案。但是这个总体方案是以自然语言描述为主,表达上有模糊性,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怎么把设计文档转化成规范化、结构化的体系结构,就需要规定一些通用的图型、表格,避免文字上的二义性和不一致。
      那么体系结构到底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要我们搭一个实物模型,而是要我们设计一个具有模型功能的总体方案,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能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系统。大家都能看得懂,或者说,你关心哪个层面的内容,我在体系结构里面都能给你呈现出来。所以在体系结构产品中,有用户的视图、系统的视图、功能的视图、装备的视图,还有技术标准的视图。体系结构是多角度画面的集合,使大家在系统研制开发前能够达成共同的理解,确保系统设计至少不会出大的问题。
      体系结构设计的各种可运行的模型还可以用于模拟仿真,以验证一下系统的功能怎么样。所以这是我们大系统设计的一种先进方法。设计方案放在脑子还不够,还要变成可视化的产品,成为大家看得见、看得懂的一种东西,所以说,体系结构技术是总体设计或者说顶层设计的一种工具和方法。我希望我补充的内容能对你理解体系结构概念有所帮助。
 
      《北京日报》记者:报告里提到中国现在正在启动建设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请问目前建设的现状怎样的?未来建成后会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对常见灾难的预警,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陈涛副研究员:刚才提的问题主要是预警信息的发布,这个问题现在讨论的比较多。我们国家的预警发布平台跟应急平台基本上是同期提出来的,是在“十一五”期间提出来的。当时规划建设的有两套系统,一套是国家应急平台体系,主要实现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过程中现场处置和应对的辅助决策。另外一套就是预警发布系统,当时确定以国家气象局为建设牵头单位。这两大平台当中,国家应急平台体系主要针对灾害态势评估,应急救援指挥调度,人员搜救和应急救援辅助决策等等。预警发布系统主要把各类信息汇总以后,怎么样更好、更快地发布到我们国家的各个层面上去。
      目前我们国家的预警发布平台依托于国家气象局已经基本上建成,并正式运行了。现在省级的预警发布中心正在逐步建设过程中,比如天津、广西、北京等,相信这个过程会比较快,应该在“十三五”期间,我们省一级的预警发布系统就会基本建立起来。今后要继续发展,主要考虑把预警发布跟各种媒体联动,包括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形成一个面向全社会的信息发布系统。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陈涛副研究员回答《北京日报》记者提问

      主持人戴浩院士:应急救援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上个月,在我的家乡江苏省阜宁县,发生了一次罕见的龙卷风,省气象局发布的灾害预警信息就没有完全到位,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我想我们有两大类自然灾害,一类是地震,一类是恶劣天气。我觉得,首先要研究预警信息怎么产生?就是能够预报什么样信息?其次才是发布的问题。现在看来,不管什么样的应急突发事件或者重大自然灾难,长期预报跟短期预报一定要相结合。现在的技术,对地震的长期预报比较容易,短期预报比较难。而天气预报则相反,长期预报比较难,短期预报比较准,二者不太一样。
      我们家乡这次发生龙卷风的时候,大概在半个小时以前就有短期预报,已经告诉当地气象部门,你们这个地方的气压有点异常,但是很可惜,这个预报没有及时地传达到农民大众。因为现在农村的留守的都是老人小孩,他们平常不用手机,也不看微信,顶多看看新闻联播,因此灾害的消息虽预报了,但是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继续改进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像地震预警信息,只要提前几分钟发布,就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日本在这方面就很有经验。地震波的传输时间是不一样的,横波传送的比较快,纵波传送的比较慢,地震发生后,震中首先感知到,然后通过电磁波向外发送消息,能使震区的人赶在地震横波到达前几十秒、数百秒的时间内有所准备。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预警发布机制。我想我们一是要加强预警信息的准确性,还有一个要改进信息发布的手段,信息要抵达真正的受众。现在的新闻媒体真的很发达,这对于我们灾难的预警预告,应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中国新闻社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接着刚才北京日报的同行。我们看到,在应急救援指挥与控制里面,除了提到的预警以外,还有应急处置与救援综合保障。现在大家最关心南方的洪涝灾害,我们想了解一下,学科发展报告中提到的技术在这次抗洪防涝中有没有得到应用,或者说从专家角度看还有哪些不足?另一个问题是,当前已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想知道大数据对建模与仿真会产生哪些影响?
      主持人戴浩院士: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继续请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陈涛副研究员回答。
      陈涛副研究员:我们国家从1978年长江的大水到今年的大水,整体的影响非常大,这跟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是分不开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期,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十一五”之前提出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把公共安全列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整体来讲,在这方面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在技术的成套化方面。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主要技术大概分成这么几类:一是对于灾情的评估与态势的综合研判分析;二是应急现场的感知和通信;三是应急决策支持技术;四是人员搜救与疏散避难技术;最后一个是现场处置与控制技术。
      目前国际上的技术装备的发展,主要有研发高精尖技术装备,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研发多功能装备以及成套化装备。在这些方面我们国家正在努力,但是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们国家其实有比较多的技术、系统或者装备,已经应用在实际的灾害处置过程中。比如我们研发的现场移动应急平台,集成了多种通讯手段,有卫星、公网、微波等。在突发事件应对现场,能很快地把现场的信息采集并传送出来。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地震也好,洪灾也好,最怕的就是受灾过程中无法与外界或者家人取得联系,这个系统在地震或者洪灾的应急处置过程中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玉树地震应对过程中,现场移动应急平台随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赶赴现场,快速搭建了现场与后方的联系通道。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也通过该系统的保障,实现了事故现场、天津滨海新区、国务院等多方协同会商,支持了中央领导与前线指挥部的实时会商决策。
      主持人戴浩院士:第二个问题,请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贺筱媛教授回答。
      贺筱媛教授:大数据出现,对建模仿真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将对建模仿真基础理论产生影响。传统建模是基于相似性理论的,因果关系明确,体现了还原论的思想,输入只要相似,就认为输出也是相似的。但是大数据分析主要基于相关性理论,利用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发现规律。同时,传统的仿真是利用模型运行来预测和研究问题,但大数据采用搜索、统计等方法,也能实现预测。因此,大数据的出现,将有助于建模仿真基础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和丰富。
      二是将对建模方法产生影响。以往建模是对研究对象某个方面本质特征的抽取,也就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忽略我们不关注的信息及其相互影响关系,所以建模的前提是要有假设条件,要做简化,这可能导致部分本质特征或相互影响关系的缺乏。而大数据的分析对象是全体数据、网络化数据,是从整体性、关联性上分析研究对象,所以往往能从数据中间发现问题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规律。
      三是将为复杂系统研究提供新的手段。以前我们对复杂系统建模比较困难,因为复杂系统往往存在因果关系不明,对某些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或运行机理我们尚不了解,或者因复杂性太高短期内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建模?利用大数据的方法,我们可以抛开对因果关系或运行机理的描述,直接从数据中发现规律,由数据量来决定分析结果。
      四是将对仿真数据的深度分析产生影响。大型仿真系统在仿真过程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也具有大数据的某些特点,那么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分析方法,包括数据存储、采集、可视化、挖掘等,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利用仿真数据、从仿真数据中发现问题的能力。
      总体来讲,我认为大数据的出现,会对建模仿真科学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有人认为建模仿真是科学研究的第三范式,而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密集型计算方法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它们将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认识和改选世界的能力。

                                                                                                                                                   

 
贺筱媛教授回答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

                                                                            
    主持人戴浩院士:我觉得刚才贺筱媛教授的回答,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大数据对于仿真的影响,第二个是仿真对于大数据的影响。我认为过去仿真是靠模型的运行,而大数据不需要也无法建立模型。仿真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数据分析是找出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这种方法也能够发现规律。至于它是什么原因,里边是什么道理,不一定能够发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科研的思路的一大转变,一个是第三范式,一个是第四范式。
     另外反过来,仿真对大数据也有影响。过去我们常讲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集市,都是指数据比较多。还有一个名词叫“数据农场”,数据农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种数据,生产数据。模拟仿真是大数据的来源之一。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阿法狗”为什么能够打败围棋高手李世石?我认为除增强型学习等技术外,大数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阿法狗”把全世界3000万个高手的棋谱都记住了,我们下过棋的人都知道,背棋谱是棋手一项基本功,“阿法狗”在这方面比人强很多。不仅如此,“阿法狗”还能自己和自己对弈,又产生3000万个棋局,这些数据就是模拟仿真的结果。由于它的经验比人丰富得多,所以才能打败九段棋手,就是这个道理。
     通过模拟仿真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所以仿真是支持大数据的。我们讲大数据分析,首先要有数据来源,大数据的来源是什么呢?有网络媒体的数据,有个人产生的数据,有政府部门产生的数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模拟仿真系统产生的数据。所以我认为大数据和模拟仿真是相互促进的。通过模拟仿真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所以仿真是支持大数据的。我们讲大数据分析,首先要有数据来源,大数据的来源是什么呢?有网络媒体的数据,有个人产生的数据,有政府部门产生的数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模拟仿真系统产生的数据。所以我认为大数据和模拟仿真是相互促进的。
      《经济日报》记者:未来指挥与控制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目前指挥与控制理论及技术发展的时代特点是什么?
      罗雪山教授:未来指挥与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智能化的指挥与控制技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发展和应用,人类在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4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在迈入智能化时代,需要突破智能化指挥与控制技术,依托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和系统,对各类指挥对象实施智能化指挥与控制。
      第二,网络空间的指挥与控制技术。当下正值网络潮起云涌的时代,网络空间作战正走入人们的生活,走向战争的前台。网络空间作战的对象、原则、过程、方式和手段,与传统作战都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认知域和社会域层面的对抗日益加强,使网络空间作战指挥与控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三,有人/无人混合作战的指挥与控制技术。随着各种无人作战平台和装备的发展,有人和无人平台构成的混合作战体系将成为未来作战的主体,必须突破有人和无人平台或装备的协同态势感知与评估、协同规划和协同控制等技术,构建有人和无人平台混合作战指挥与控制体系。
      第二个问题,关于当前指挥与控制理论及技术发展的时代特点,我从三方面来讲。一是适应当前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要求,建立网络化指挥与控制理论,突破相应的关键技术。二是适应军改后的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需求,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与控制理论。三是适应国家“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需求,面向多样化任务,建立敏捷指挥与控制理论和技术。


罗雪山教授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主持人戴浩院士:谢谢罗雪山教授,刚才讲了信息技术发展的三大趋势,网络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我们下面还有智能指挥与控制的论坛,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对智能化的更深入的讨论。关于指挥与控制理论及技术的时代特点,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将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的指挥与控制做一对比,应该说二者有很大的差别,信息时代的指挥与控制在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方面非常活跃,国外如此,国内也是如此。这有的像管理理论一样的,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很多。我们并没有完全照抄外国的,而是有我们的创新,比如说,我们提出的“网络信息体系”,就与外军的“网络中心”战略有所区别。
      关于指挥与控制理论及技术的时代特点,应该说这个问题比较大,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时代特点就是指我们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面对的是一场信息化战争,它与过去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形态相比,今后更多地是进行信息网络空间的争夺,在电磁频谱空间内进行争夺。我们现在提出“信息主导、火力主战”的理念,就是主张信息和火力这两种战斗力相结合。所以信息、信息系统、信息时代的指挥与控制技术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会越来越显著。
      人民网记者:我注意到这个发展报告提到了电磁频谱安全与控制问题,请解释一下其含义是什么?还有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如何?
      姚富强研究员: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指挥与控制,指挥与控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安全、可靠地传输所需的信息。传输信息就要有通道,这个通道无非两种:一种是有线通道,它以光钎或同轴电缆或被覆线等作为媒介;另一种是无线通道,它以电磁频谱作为媒介,而电磁频谱是没有国界的,是开放的,是全球公用的,也是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正因为电磁频谱开放与共享的特性,电磁频谱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威胁。
      第一个威胁是电磁频谱可能被人家争夺和占用,即我们没有频谱资源可用;第二个威胁是即使有频谱可以用,但电磁频谱可能受到别人的干扰和限制;第三个威胁是即使没有受到干扰与限制,但在传输过程中,电磁频谱信息可能被别人监视和利用,比如说一架无人机,怎么不声不响地降落到别人领土上了呢?这就是第三种情况。
      对应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威胁,电磁频谱安全的概念内涵主要有:一是应对电磁频谱资源被争夺和占用威胁的战略性安全;二是应对电磁频谱被干扰和限制威胁的可用性安全;三是应对电磁频谱被监视与利用威胁的保密性安全。对这三个方面的安全进行有效地管控,目的是确保我国电磁频谱权益不受侵害;确保我国合法的电磁频谱活动不受干扰和限制;确保我们的电磁频谱信息不被截获和利用,或降低这种安全风险。可见,电磁频谱已成为现代条件下的双刃剑:既要传输指挥与控制信息流,同时其安全问题又日益凸显。
      这里要注意一下电磁频谱安全与电磁空间安全的关系。电磁空间安全包括电磁频谱安全和用频设施安全,可以理解成电磁频谱安全是软安全,用频设施安全是硬安全。电磁频谱安全是电磁空间安全的核心,没有电磁频谱的安全,就谈不上电磁空间的安全。值得指出的是,电磁频谱安全与控制的完整概念是我们提出来的,国际上还未见有类似的报道,但该领域的问题已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或是提法和关注点有所不同,并且西方大国取得了相应的优势。以上是我的理解。
      至于目前我们国家在电磁频谱安全与控制领域的发展状况,也是分为三个方面。
      在电磁频谱战略性安全与控制方面,现在原则上不能由哪一个国家说了算,需要全球各国形成共识,国际电信联盟(ITU)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无线电管理组织,联合国成立以后,就由联合国领导。在ITU制定的《国际无线电规则》框架下,协调各个国家的电磁频谱需求和各种利益的关系,然后不断进行修订。这个规则实际上遵循“先占先用”和“协调使用”的原则,长期以来基本上被西方大国主导。我认为,经过我国主管部门和研究人员的长期努力,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我国在基本完成“参与权”到“话语权”转变的基础上,近些年来在部分领域迈开了向“主导权”发展的步伐,但与西方大国相比,我国的整体实力还有不小差距。
      在电磁频谱可用性安全与控制方面,多年来,我国与国际同行重点研究电磁频谱的共享和共存,尤其是在恶劣条件下的电磁环境适应性。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在电磁频谱可用性安全与控制的某些领域,或者说在不小的领域范围内,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有些方面并不比人家差,甚至具有一定优势。
      在电磁频谱的保密性安全方面,我们要清楚地看到,由于我们起步比较晚,应该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的差距还比较大,或者说我们努力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最后强调一点:电磁频谱安全与网络安全同等重要,因为网络已由有线网络向无线网络扩展,从而向电磁空间延伸;无线传输已由点对点连接向无线网络扩展,从而向网络空间延伸。因此,用频系统既处于电磁空间,又处于网络空间。同时,电磁频谱已成为有、无线网络接入的主要手段,且无处不在,其安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的无线电用频活动和用频系统实际上同时受到来自网络空间和电磁空间的多重威胁,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姚富强研究员回答人民网记者提问

      主持人戴浩院士:谢谢姚富强研究员。我认为电磁频谱是一种非常宝贵乃至紧缺的战略资源。由于电磁频谱遵循“先占先用”的原则,所以造成了频谱分配的不公和频谱使用的贫富不均。有的频谱被某个行业或者某个部门占用了,但是使用率并不高,有的像医疗、科学和工业共用的频谱资源就非常紧张。所以我觉得,电磁频谱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它不仅要保护我们己方的、或者合法的用户能够合法地使用频谱,同时还要防止外部势力或敌对分子占用我们的频谱,或者干扰限制我们使用频谱。
      比方说现在打击移动通信中的伪基站,就是我们频谱管理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例。还有我们在航空交通管理领域,由于受到干扰信号的影响,飞机不能安全地起降,这也反映出频谱资源的安全控制十分重要。所以我觉得电磁频谱安全问题,首先是行政管理问题,其次是技术监控问题。我们要有一定的技术实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发言权。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儿。再次感谢新闻媒体的同志,感谢你们对指挥与控制学科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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